第三年參加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搜狗公司CEO王小川，依然沒有將關注視線從人工智能的話題上移開。

這次他向大會提交的兩份提案，分別針對人工智能助力扶貧與防范人工智能合成技術造假進行了調研，并提出了建議。

“之前大家一直在討論的AI技術倫理問題，其實與現在的我們還有一定的距離。現在需要完善監管的兩個方向，一個是數據泄露，一個是AI合成技術造假。”王小川說。

除此之外，會議期間，王小川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發揮作用的人工智能應用，傳統醫療與互聯網醫療的融合，以及迅速發展的網絡直播等提出了建議。

談疫情防控中的人工智能

未來的個人基礎醫療服務可通過AI在家中完成

澎湃新聞：這次疫情防控的過程中，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帶來了一定的助力，比如利用該技術打造的健康碼、AI測溫、電話機器人等。在你看來，這些技術未來還有哪些可拓展的應用空間？

王小川：這次疫情期間，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術使防控工作的效率得到了一定提升，尤其在需要人跟人接觸的環境里面，無人設備可以在送餐、送快遞等方面產生積極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次疫情的防控不僅是醫療機構和醫院本身的事情，在人們居家的時候，有大量的信息、咨詢或者檢測工作需要進行，所以像新冠肺炎的自檢機器等程序的應用運轉，使人們可以在家里面就能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做出很好的判斷，同時也能夠把健康數據收集起來。

所以這次的疫情防控給我的一個比較大的啟發是，在未來，我們在需要進行個人衛生醫療服務時，不一定非要到醫院或者社區里去了，居家就能夠通過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得到更多的醫療健康服務。

澎湃新聞：這次人工智能技術的實踐應用，將會給我國今后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帶來哪些變革？

王小川：相對于發達國家，現在中國的醫療資源還是非常短缺的。我們提出要系統地推進全民家庭醫生計劃，這就要求每一個全科醫生要對2000個居民提供醫療服務，而我們知道，全科醫生的培養是非常困難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可以在基層醫療服務中為家庭醫生提供很好的輔助作用，可以大大提高他們的工作效率，最重要是，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加良好的醫療服務。

談互聯網醫療與傳統醫療

可利用AI學習頂尖醫生技術，用于輔助基層醫療

澎湃新聞：歷經這場疫情之后，傳統的醫療觀念與手段是否會發生較大的轉變？在線問診、AI診斷等是否會成為趨勢，將發生哪些變化？

王小川：從某種層面上來看，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在全球是相對領先的，同時，國家也特別重視每個公民的健康問題。經過這場疫情，我覺得傳統醫療會發生兩點變化。

首先是人工智能技術和信息技術將會更多地面對基層去服務。IBM此前曾推出“沃森”醫療機器人，號稱其診斷能力比大醫院的醫生會診還要更強，所以，之前的發展趨勢是由AI技術來幫助三甲醫院或者頂級的醫生去工作。這種醫生本身的能力就很強，而機器的學習能力相對于頂尖專家來說，并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但這次疫情期間，我們看到，可以更多地將信息化的能力和人工智能技術向基層延伸，而不是僅僅用于輔助頂尖的三甲醫院或者頂尖的醫生。這種趨勢可以使我們獲得更大的收益，使社區、家庭也都能夠得到更好的信息化醫療服務。

第二個趨勢是，以前我們在進行醫療輔助診斷的時候，通常是必須要在醫院，也有法律規定，患者在初診的時候需要進醫院，復診的時候才能讓醫生在遠程通過信息化進行。

這種模式在這次的疫情防控中發生了一定的突破。比如新冠肺炎的首診，就可以在家里進行，這就是一種新的醫療理念，通過信息化使醫療服務前置。

所以我認為的兩個趨勢，一個是互聯網醫療面向更基層的大眾，一個是能夠前置到正統的醫療開始之前，就能夠開始有它的輔助診斷分診，或者類似疫情的問答、健康的咨詢這些工作。

澎湃新聞：你如何評價目前我國的互聯網醫療水平？

王小川：在中國，我們有兩個大的優勢。一個是我們的互聯網是很發達的，第二個是我們頂尖的醫生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因為我們每個醫生所看的病人數量遠遠大于國外發達國家，所以他們在重病、疑難雜癥方面的診斷能力是非常強的。

但是我們的醫療資源數量不足，所以基層醫療相對是不足，這也是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區別。另一個區別就是，在發達國家，AI的輔助已經進入到了實用化的階段，在英國或者美國，信息化背后的輔助診斷已經開始實際幫助到醫生，而中國目前還沒有做到用AI技術去輔助醫生。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的頂尖醫生可以把他們的能力轉化成人工智能的能力，再來輔助基層的醫生，馬上就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談加入羅永浩直播間的帶貨經歷

羅永浩的感染力和理想色彩，讓產品實現了“破圈”

澎湃新聞：網絡直播帶貨也在這次疫情期間迅速發展起來。直播間中的人，也不再僅僅是網紅，不少名人和政府官員也都當起了帶貨主播。你也入局了，在羅永浩的首場直播中亮相。這次當帶貨主播，你感受如何？

王小川：目前，中國互聯網行業的視頻直播和電子商務走在其他國家前列，網絡直播帶貨，則是把這兩種能力做了一種融合。我個人認為，直播帶貨不只是當下現象級的一次性事件，而是還將長久改變我們的互聯網生活方式。大家會更適應在網上由一個主播去做產品引導或者介紹，然后再連接到后面的購物。這能把商品本身的使用體驗，和在購買過程當中的決策與享受，發揮到最大化。所以我認為，這又是一次新的突破，會對互聯網的格局帶來新的變化。

好多公司的CEO也登場來做直播帶貨，越來越多的主播也開始從文字、圖片轉向直播。我個人也加入了羅永浩的直播。通過這次直播帶貨體驗，我發現，非頂尖的、專業的明星，作為一個普通人，或者對自己產品有見解的人，都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進行自我表達。這種方式，對于消費體驗和產品連接來說，都帶來了很大的幫助，也將會成為一個更大潮流。

澎湃新聞：那通過這次的直播，搜狗的產品有實現“破圈”嗎？

王小川：羅永浩是比較有理想主義的，尤其對電子產品，蠻有情懷的，他希望打造足夠精致、足夠有高科技含量的產品。那么我覺得，對他個人而言，他自己在實業當中并沒有完成這樣的理想，而搜狗的產品有足夠強的AI能力，也做得很精致，跟他的鑒賞力和傳播能力相結合，會使我們產品得到更好的宣傳。這次直播之后，也確實有更多的人對搜狗的錄音筆產品開始了解，產生了“破圈”的效果，達到了我們預期的品牌宣傳目的。

澎湃新聞：你如何評價羅永浩的這次轉身？

王小川：我覺得，這個轉身可以讓他的優勢得到更好發揮。羅永浩的感染力和理想色彩，對于消費者的引領和鼓舞，是能夠在他的帶貨過程中間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但是對羅永浩自己而言的話，他本身對這種技術的深度理解和創造力還有一些不足。

這種情況下，需要有創造力和研發能力的企業，與羅永浩進行銜接，這樣才能將優秀的產品更好地推向市場，將他的最大優勢發揮出來。

談網絡直播發展

降低網絡直播門檻更有利于互聯網平等精神的傳播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當前的網絡直播行業是否屬于野蠻生長？不少人呼吁加強內容監管，對此你怎么看？

王小川：我覺得并非網絡直播行業“野蠻生長”，這是一個正常的發展階段。中國整個的互聯網發展，也是從監管不足情況下先行試水，才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商業模式，也帶來了很好的使用體驗，同時再針對所出現的問題進行管理。中國互聯網二十年的發展，都是在這個脈絡當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的。所以我覺得，對于直播網絡這種模式，可以根據具體的問題來進行逐步的監管，是恰逢其時的。

澎湃新聞：也有觀點認為，網絡直播的門檻應該提高。

王小川：我個人覺得這個門檻是應該逐步降低的，這更有利于互聯網平等精神的傳播。隨著視頻和直播的發展，進入門檻也會更加降低，只要你有想法、有才藝、有見解，那你就能夠通過這種平臺做你更好的表達。所以我覺得，門檻降低是非常符合互聯網精神、也是平民化的做法。

談AI合成技術監管

個人信息泄露和AI仿真技術造假將是監管方向

澎湃新聞：你在這次的提案中，提到了一度爭議甚囂塵上的AI換臉技術。對于這項技術，你如何看待？到底該如何應用？

王小川：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如今，不管你的相貌還是聲音，機器都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在職業場景里，這方面的技術可以產生很多正面作用。比如我們之前推出AI合成主播，可以去取代主持人完成新聞播報，大大降低主持人、燈光師、攝影師等很多人的工作負擔，取代重復性的勞動，使人的價值更好地解放。在未來，這種分身技術，可以讓機器能夠從事更多的行業，做一些簡單的重復性工作，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

但目前也出現了一些走偏了的方向，利用合成技術把一個人換成另一個人，甚至做出一些侵犯名譽權的事情，產生了詐騙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呼吁，能夠加強對人工智能的合成、仿真領域的監管。很欣喜的是，在這次全國兩會上，民法典草案中提到了相應的內容。

澎湃新聞：除了AI合成技術的兩面性需要被注意之外，還有哪些AI技術需要進一步監管？

王小川：之前大家一直在討論的AI技術倫理問題，其實與現在的我們還有一定的距離。現在我們需要完善監管的，主要就是兩個方向。一個是防止數據的泄露，因為隨著用戶開始得到更好的服務體驗，機器的個人畫像、大數據的捕捉、信息采集等，可能會侵犯到個人隱私。這其實比較難畫清具體的邊界，就像在醫療領域，你需要把自己的身體狀態如實地告訴醫生，醫生才能給你更好的診斷。因此，如何進行隱私防范，防止數據的泄露，會是很重要的一個監管領域。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剛才提到的通過AI仿真技術來進行欺詐。

澎湃新聞：實際上我國發展AI技術已經有一些年頭，但是我們留意到，目前仍然沒有一個科學系統的行業標準。這是為什么？最大的難點是什么？

王小川：如今人工智能幾乎在各行各業中都能使用，但是還沒有一個清晰的界限來界定到底什么才是人工智能。你可以認為，一個電飯鍋的自動跳閘也算淺層的人工智能，AlphaGo下圍棋也是一種人工智能。所以說，人工智能應用的范疇和深度，目前來看，本身就沒有一個具體的定義，在不同領域中，它有時候承擔的是識別能力，有時是數據分析或決策，有時是做這種合成，應用領域非常廣。所以我們認為，只能在不同場景和應用領域中發現具體問題來界定它的風險的時候，才能制定具體的行業標準，很難對人工智能技術制定統一的標準。